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他们父辈名誉权一审胜诉的消息传来，我心里并没有喜上眉梢的感觉，反而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凉。这种悲凉，是一种类似“退守城墙”的悲凉。城墙，是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墙失守，城市也就沦陷了。所以在城墙上击退敌人，与其说是值得欢呼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警报：城市已危在旦夕。

法律，就是共和国的城墙。在城墙的外围，应该是舆论和社会公众通过自发的“社会驱逐”行动所构成的一道又一道绵密防线，并且有足够的纵深。城墙上发生战斗，意味着这些防线全部失守，或因为无人值守而形同虚设，敌人则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兵临城下。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革命英烈与共和国的关系。简言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建国，共和国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来自于革命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订的四部宪法，都在宪法序言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而革命英烈，则是革命的图腾，侮辱革命英烈，就构成了对革命的否定，也就构成了对共和国的破坏。

这套逻辑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现代国家所共有的。每个现代国家都有自己不能否定的历史，对于那些曾经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则表现为“革命历史”。比如，对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不能否定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能否定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当事人只能被赞誉为是起义者而不能被贬斥为暴徒，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国父们是不能随意谩骂的。当然，也有的国家不太介意这些事，他们的知识精英的更有兴趣挖掘“真相”，比如前苏联，他们否定了十月革命，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否定了卓雅和舒拉，否定了保尔柯察金……，最后，看似坚不可摧的超级大国也就轰然解体了。

iansulq正是因为“革命历史”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其社会中坚和主流知识精英会自发地用舆论或“社会驱逐”行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革命历史，保护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构成前述的外围防线。不是说这些社会中没有质疑、否定的声音存在，而是说，由于主流社会的驱逐行动，这种声音只能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存在，“城墙”无须戒严，国家机器也备而不用，因为它是安全的。

举一个例子。2012年，一个轻狂的美国女子，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前竖起中指，并拍下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她很快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并被雇主开除，她甚至一度受到邻居的围堵，不得不数次搬家，终日生活在惊恐不安中。显然，这种“社会驱逐”行动给予这名胆大妄为的女子的惩罚是严厉的，也足以以儆效尤。既然她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那当然就无须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的美国烈士的后人去起诉她了。

反观中国，侮辱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一文的作者，不仅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惩罚，反而以主流自居；试图对他采取“社会驱逐”行动的公民，差点被他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了个“反驱逐”，这不是非常危险吗？

对于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评价，不可能有比宪法序言更完整、更清晰的表述了，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主流的知识精英——主要是文化和舆论精英，承担起自己保卫“革命历史”的责任。

不过，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提这样要求有点与虎谋皮，甚至是贻笑大方了。因为这些精英的兴趣和前苏联的知识精英相似，他们不是要守卫防线，而是要偷袭城墙。所以，共和国的城墙仍然是裸露的，公知精英蚁附而上，保卫城墙的战斗还会不断发生——这是最令人忧虑的现实，也是一两次胜诉所不能解决的。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

加多宝不能再把王老吉当成摇钱树

6月24日，加多宝侵犯“王老吉”商标一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王老吉请求判令6家侵权的加多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9亿元。据悉，这是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最大的侵权索赔案件。

当天的庭审争议焦点集中于加多宝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若构成侵权，王老吉要求29亿赔偿的请求是否合理?加多宝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等。

虽然法庭的审理还在进行中，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做出，但根据几年来王老吉、加多宝之间的诉讼史，我们也不难推测出结果。据了解，自2013年6月至今，法院对王老吉与加多宝的多起案件进行宣判，案件涉及商标、装潢、广告语等多项行为，均以王老吉胜诉告终，加多宝被判构成不正当竞争，累计需支付赔偿金近1.7亿元。

加多宝已经败了又败，这次反而能够逆转胜？毫无疑问，希望极其渺茫。

事实上，多年以来，加多宝一直把王老吉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像藤缠树一样紧紧的缠在王老吉身上。从商标、到红罐、到广告语、秘方，一直在剽窃王老吉核心资产，谋取不正当利益。

比如加多宝和王老吉的红罐之争，最具典型意义。当时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是，究竟是谁拥有红罐凉茶的知识产权呢？

在2013年底的庭审中，加多宝代理律师称凉茶红罐包装由加多宝母公司鸿道集团董事长陈鸿道设计，并于1997年申请专利，加多宝对红罐拥有装潢权。

但法庭调查则证明，早在王老吉被授权给鸿道集团生产销售之前，王老吉已经是知名品牌，且其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明确约定授权鸿道生产经营红色罐装、红色瓶装王老吉凉茶。此外由于陈鸿道弃保外逃，无法对证，他设计专利这一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另外鸿道集团作为商标租赁方，绕过商标所有者广药直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这种行为并不合法。并且，专利的有效期是十年，加多宝所提供的红罐专利设计证书上的专利已经过期，没有法律效力。

最后法庭判决加多宝败诉。然而这场被称为“中国包装装潢第一案”的红罐之争，其意义远不止于胜负，更是在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方面，有着极为鲜明的教育意义。

加多宝用自己和王老吉的法律纠纷，证明自己是一家不遵守商业道德、缺乏契约精神，甚至为了利润不惜突破法律底线的企业。

近日，加多宝集团和北京控股集团在香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多宝集团弃保外逃香港十多年的集团董事长陈鸿道首次公开现身，为合作仪式站台，引发热议。对此，广州检察院宣传处刘韬表示，对于陈鸿道的追捕，广州市检察院从未停止。“对于他此次公开现身香港，我们将继续追捕”。

而加多宝方面则拒绝对此事进行表态。作为犯罪嫌疑人，陈鸿道在加多宝新闻发布会冒险露面，更折射了加多宝已经面临重大危机，陈鸿道无奈出来站台，稳定局面，这已经是随后的挣扎。

在法律不健全，消费者不成熟的市场草莽时代，加多宝凭着自己混不吝，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也许可以捞到第一桶金，但在市场化的法律体系已经健全，消费者日趋成熟，加多宝还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吗？

加多宝的空间正在消失，没有人愿意用一罐饮料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底线、不守规矩的人。

与之相反，市场也对加多宝的竞争对手王老吉，给出了自己的结论：2015年，按快消口径统计，王老吉的销量达到230亿元，以55%的市场销售额份额稳居凉茶市场首位； 2016年第一季度，王老吉，增速达到40%。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加多宝一直靠榨取王老吉来求发展的，随着一系列官司的败诉，这种“舒服日子”将走到尽头。

 (郭松民)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

《寒战2》据说口碑不错，周末无事去看了看，结果很失望，如果要打分，我只能给三颗星。故事没讲好，人物也没有立起来。郭富城和梁家辉的表演虽然非常卖力，但给人以色厉内荏的感觉。总的印象是形式大于内容，夸张的宏大架构和表演，遮掩不住内容的苍白和灵魂的缺失。

先说细节。反派人物应该十分老辣，方能衬托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但在《寒战2》里，为了权力而逐渐黑化的前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梁家辉 饰），则一会儿老练一会儿稚嫩，搞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人。第一天，他能够清楚地从车流中识别出哪辆车在跟踪他，并在绕了一个圈子后当面揭穿跟踪者，这很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很好。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他去接头时（这是真正要命的事），居然发现不了10米左右的路灯下停着一辆车，车里之前跟踪过他的女律师正端着一个硕大的单反相机拍摄他一举一动。当他当街和儿子，也是全港一号通缉犯李家俊（彭于晏  饰）拥抱话别时，连我这个没当过警察的人都觉得太冒险了，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全部阴谋的核心人物，准备筹划一个班子接管特区政府的前警务处处长蔡元祺（张国柱 饰）也一样不知死活，竟在这个时候恰到好处的从车里探出头来催李家俊上车，让女律师拍了个清晰的正面照……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此轻易地就被揭穿了。老实说，这么不给力的阴谋还有什么意思？

《寒战1》是一部警匪片，《寒战2》却更像是一部反腐片，因为阴谋集团的要角都是前警务处处长、现任律政司长等特区政府高官。影片所要弘扬的核心价值观是“法治”，所以一开始就让警务处处长刘杰辉（郭富城 饰）演讲：“香港是一个实践普通法的城市……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为这是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说的真好，可同样是这个刘杰辉，在警察总部审讯犯人时，一怒之下竟把犯人的鼻梁骨打断了。影片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他太太被绑架，心里着急上火，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应该展现警察对法律的信仰，而不是相反。

更糟糕的是他没有因为这一举动而受到任何起诉或处罚，此后又变本加厉，任意非法监听监控市民——警察找一个借口就可以违法，这令人感到心惊肉跳，还谈什么“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影片借简大状（周润发饰）之口，也表达了对这类做法的愤怒：“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什么是非常时期，谁来定义？权力部门可以随时定义非常时期，然后以此为名侵犯公民权利，那就是权力的滥用！”

不过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还是镜头中触目皆是的殖民时代痕迹——从警察制服到安葬殉职警察所举行的仪式，从人们交谈时经常蹦出的英文单词到女警察、女律师的英文名字……等等，几乎都和殖民时代毫无二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16年已经是香港回归的第19年，但从电影中的表现看，香港在文化上和她已经回归的祖国毫无相似之处。至少从文化的角度看，回归并没有使香港获得新生，殖民时代在1997年之后以一种相当主流的方式继续延续，香港由此成为殖民时代的活化石。

由于回归后没有进行去殖民化的工作，甚至没有大力推广普通话，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被封闭在“粤语-英语”构成的铁蛋壳里，既不了解内地，也无法和内地沟通，除了听任反共反华媒体洗脑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变得敏感、自恋、缺乏安全感，容易歇斯底里。

殖民文化附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身上，就像是成年的龚如心仍然一身女童装，显得怪异而不合时宜。

这种状况给香港造成了巨大痛苦，因为她无法解决自我认同问题：认同英国吗？英国人已经卷铺盖回家了；认同祖国吗？心里实在放不下架子，祖国好像也不是特别介意，连驻港部队都采用英式操典，总理在港大演讲也用英语……

东方之珠一会儿沉在浸在对殖民时代“辉煌”的追忆中自怨自艾，一会儿又失忆症发作，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作为文化的载体，香港电影因此失去了灵魂，没有核心价值观，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像郭富城那一双空洞的大眼睛，瞪视着前方，却什么也没看见。

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在一定意义上说，《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以下简称《婚礼》）可谓《小时代》的升级版：俊男、靓女、时装、宝马香车、伦敦、米兰……事实上，在《小时代1》中扮演男一号宫洺的凤小岳，的确在《婚礼》中扮演了男二号Nick。当然，《婚礼》的故事讲得比《小时代》要圆润，舒淇（饰演顾佳）和冯绍峰（饰演林然）的表演也比《小时代》系列中那些矫揉造作的生瓜蛋子要自然，所以电影还是很耐看的。在这样一个酷热的夏天，《婚礼》堪称一客用眼睛吃的冰淇淋，又冰爽又甜心。

《婚礼》的故事非常简单。顾佳是国内某时尚杂志的主编，有一天忽然接到她最好朋友林然的电话，请她到伦敦参加自己的婚礼，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是深爱林然的，这叫一个百爪挠心啊！她想在婚礼之前把新郎抢回来，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酸酸甜甜的浪漫故事。该片翻拍自美国同名浪漫喜剧片《我最好朋友的婚礼》，这部电影19年前以黑马之姿闯入市场，用3800万美元的成本和“敢爱敢拆婚”的气势席卷全球，收获近3亿美元票房。

《婚礼》大量的镜头都是在伦敦、米兰拍摄的。和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着重展示西方城市现代化的一面不同，现在中国电影中的西方大城市，更多被表现成一个浪漫乌托邦式的温馨所在，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个中国电影人把中国城市拍的这么美。

闲话打住。《婚礼》其实带我们玩了一次爱情心理游戏。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而潜意识才真正是“你自己”。但是，由于潜意识经常被更为喧嚣的意识所覆盖，所以人往往并不能抓住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通过催眠或其他手段，让沉没在意识之海深处的潜意识浮出水面。

在《婚礼》中，顾佳和林然在学生时代就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了，他们一起骑自行车，一起出国看比赛，顾佳实际上已经爱上林然，林然也爱上了顾佳，只是这种爱被他们之间过分亲密的“手足之情”给遮蔽了，林然无法突破，顾佳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顾佳忽然接到林然要她参加婚礼的电话，才晴天一声霹雳——爱情这个庞然大物浮出水面，无法安放也无法消化，顾佳发现大难临头。

到了伦敦，林然假装对顾佳的心情一无所知，完全按照最好朋友的礼仪对待她。林然的准新娘萱萱（宋茜饰）不知是真没看出林、顾之间的关系还是假没看出来，反正一通装傻卖萌，用姐姐之礼对待她，这让顾佳陷入了一种尴尬且抓狂的境况之中：怎么办呢？不能说，但又不能不说。万般无奈之下，一向自尊且爱惜羽毛的顾佳居然也笨手笨脚的玩起了爱情三十六计，试图在最后关头拆散林然和萱萱，但又往往在阴差阳错之间让他们更加亲密。

林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谓痛并快乐着。他本是凤凰男，有于连式的自尊心，曾经当面向顾佳求爱，表示希望“先成家后立业”，但居然被顾佳嘻嘻哈哈地用“不能近亲结婚”给挡回去了，这对他的伤害是巨大的。现在，他已是BBC的副主编，马上又要迎娶伦敦华人首富的女儿，顾佳的尴尬与狼狈，他全看在眼里，虽然心痛，但也要尽享报复的快感——顾佳终于在曾经拒绝他的地方转回头向他求婚了，这对他曾经受伤的小心灵是一种最好的治疗，他原谅了顾佳，把自己在婚礼上接受的花束转送给她，也祝她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

新郎带着新娘绝尘而去，宾客也都散了。顾佳转过身来，好在还有Nick在等她——Nick一切都好，唯一不确定的是他的性取向。

对顾佳来说，如果说在这场游戏中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她终于挣脱了束缚，向林然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情，她努力过了也傻过了，即便没有赢得他，庶几也可以说自己不再遗憾了。

顾佳的遭遇，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围城》中的苏文纨。苏小姐在和方鸿渐一起从法国回国的邮船上，本来是看中了方鸿渐，但她的策略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打算让方鸿渐“先卑逊的仰慕然后屈伏的求爱”，结果被同行的鲍小姐一句“方先生，你让我想起了我的未婚夫，你长得和他像极了”，就先把方鸿渐勾走了。苏小姐追悔莫及，若不是鲍小姐到了澳门先下船，后边的故事还不知道怎么写呢！

《婚礼》是一曲剩女悲歌！需要强调的是，我使用“剩女”这个词，只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并不包含任何褒贬的意思。“剩女”的条件多半都是非常好的，身边也未必没有过林然那样的男性友人，但她们可能都犯了顾佳式的错误——或者忽略了，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太过自信，觉得“林然”指定是自己的盘中之菜，又或者像苏小姐那样不肯放下身段，犯了策略错误——总以为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结局，殊不知待繁华散尽，灯火阑珊处却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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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热的新闻是“王宝强离婚”——以饰演朴实憨厚真诚形象走红的草根明星王宝强，在微博上宣布由于妻子马蓉和自己的经纪人宋喆有婚外不正当性关系，决定解除与马蓉的婚姻关系，同时解除宋喆的经纪人职务。在新浪微博上，到下午13点为止，这条消息的阅读量竟然高达17.7亿，评论则有38.8万。

​如果这条消息属实，那么我们不难想象王宝强心情之苍凉——一个是经纪人，掌管自己的事业与财务，一个是爱妻，掌管自己的家庭与幸福，两个最信任的人全部背叛，即便跌进凶险万分的“盲井”，也不过如此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宝强从出道开始，他所扮演的角色，基本都是“真诚相信别人即可得好报”的傻根形象。比如在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盲井》中，傻根相信了两个杀人犯。但最后这两个杀人犯死在了井下，傻根自己不仅毫发无损，还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在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中，傻根在火车上相信了两个贼，结果这两个贼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居然不惜和另一伙贼火并，而傻根对周围的刀光剑影浑然不觉，随身携带的六万元血汗钱也安然无恙。

​当然，在生活中他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在电影中，他可以相信最不能相信的人而平安无事；在生活中，他相信了最应该相信的人，却血本无归。

王宝强离婚，妻子和经纪人双双背叛，其实折射了一个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症候：信任的瓦解。每一个人都可能欺骗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被别人欺骗，世界因此变得格外没有安全感。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案，是娱乐圈的烂事，其实不然。王宝强离婚当然具有偶然性，但这只是整个社会信任瓦解的又一个征兆罢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信任问题：我们可以相信餐馆的菜里面没有地沟油吗？我们可以相信奶粉里没有三聚氰胺吗？我们可以相信市长的廉政誓言吗？我们可以相信医生、老师不收红包吗？……我们不能相信，对吗？几乎所有我们应该信任的人都不能相信，那么又如何断言这只是个案呢？

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十年我们走过的路。八十年代，当我们把“打左灯向右转”作为先进经验在报纸上宣传时；九十年代，当我们信任厂长经理，把承包权交给他们，最后他们成了民营企业家，而我们成了下岗工人时；当主流经济学家公开宣扬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时，也许我们就应该预见到今天结局。

​新时期是从一个很高的道德起点开始一路向下走的，越是敢于打破道德的人越被视为思想解放，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褒奖和更快的成功。笃信“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忽然被嘲笑是保守僵化，“为人民币服务”才是时代潮流，后面的事情也就不问可知了。

信任的瓦解是从精英阶层，尤其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不择手段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开始的。今天，当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信任瓦解的痛苦，想重建信任，重启一种有原则的生活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精英阶层中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样板”，就像不久前热映的《老炮儿》所表现那样，底层且边缘的“老炮儿”被塑造的有情有义有原则，一诺千金，观众都相信，但是如果换成“小爷”小飞的父亲，“南方某省副省长”，观众可能就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吧？

​明星当然也是有责任的，即如目前在漩涡中心的王宝强吧，三年前让儿子生在了美国，作为公众人物，这传递出什么信息呢？你在这个国家名利双收，但是却不相信她的未来，为了继续赚钱又假装相信，这算不算一种公然的欺骗呢？我只能说，中国的观众和舆论都过于宽容，以至于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中国社会到了重建道德与信任的时候了。这项工作，也只能从率先破坏信任的精英开始。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话糙理不糙，因为精英，包括明星的影响更大，能够更有力的影响社会风气。

​那么，不重建信任不行吗？当然不行。因为信任的瓦解之后就是社会的瓦解，而覆巢之下。宁有完卵？比如用今天的标准衡量，王宝强是成功者，这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屌丝所能够梦想的一切，金钱和美女，王宝强全有了——但有了这些就能避免堕入“盲井”吗？

王宝强回答：不能！

                                                                                            2016年8月14日星期日

​正在热映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翻拍自1997年上映的美国同名电影。虽然这两部电影都属于“小妞电影”，典型的商业片，但比较一下拍摄时不同的时代背景，看看创作人员想表现些什么或者暗示些什么，也是很有意思的。

美版的《婚礼》的拍摄、上映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当时在美国国内正处于一个较长时段经济繁荣的顶端，互联网新经济方兴未艾，而在国际上，苏联已经消失，美国一超独霸，顾盼自雄，找不到对手。天下承平，美国人无忧无虑，无所事事，似乎担心美国人过于寂寞，年轻英俊的总统还时不时制造一些桃色新闻让中产阶级开开心……总之，当时看来，美国的好日子似乎没有尽头，美国人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的“911”、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

​美版的《婚礼》，其实就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这种心理。这部电影，又甜又腻，是“奶酪中的奶酪”。在《婚礼》中，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角朱利安最大的烦恼，就是“爱而不能得”，为了在婚礼前夕夺回自己“爱了九年”的男人，朱利安绞尽了脑汁也出够了糗——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苦难，不如说是一种奢侈或者炫耀，因为只有在美好时代人们才能全心全意地为这样的问题而烦恼。在美国文学经典《飘》中，女主角斯嘉丽在南北战争爆发前，也整天苦恼，因为她面对众多的英俊帅哥追求者不知如何选择，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反衬战前南方农场主的幸福生活。

​在美版的《婚礼》中，朱利安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她在美食评论界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一句“很有创意”的赞美，就能让餐厅主厨乐得合不拢嘴。但是，当她听到“最好的朋友”麦克要结婚的消息，却失去了惯常的冷静和矜持，慌乱之中竟然坐空了床，来了个人仰马翻，以后的情节就是她为了如何能够让自己取代新娘而施展三十六计了。

成功的职业女性想结婚——这在美国是意味深长的。这里的大背景是，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历了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的洗礼，80年代后这些运动逐渐退潮，出现了一系列重新强调家庭价值的电影，如《阿甘正传》（1994年）、《克莱默夫妇》（1979年）、《金色池塘》（1982年）以及把介入他人家庭的单身职业女性描绘的如鬼蜮一般可怕的电影《致命的诱惑》（1987年），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朱利安这个“渴望成为新娘”角色的价值了。

​穆罗尼饰演的麦克在美版《婚礼》中是一个配角，但很重要。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只是一个普通体育记者，但非常有自尊心。虽然“最好的朋友”朱利安已经获得事业成功，自己的准新娘金米则来自体育界头号富翁家庭，但他却没有任何自卑心理，他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不想失去让自己快乐的职业。在一定意义上，麦克是美国精神的象征。所以，当朱利安做了一个圈套，让金米提议麦克放弃记者职业加盟父亲公司时，麦克勃然大怒甚至要取消婚礼，这也就具有了“贫寒青年不屈服于财富”的意义。

​最后还要说说朱利安的同性恋男同事乔治——在整个过程中，他给了朱利安很大支持，当最后一切都结束，麦克带着金米去度蜜月了，乔治又在舞会上带着朱利安翩翩起舞——“也许不会结婚，可能没有性生活，但此刻我是一个潇洒的绅士”。乔治可以视为美国60-7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在文化上的成果，也体现了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在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同性恋这样的亚文化，仍然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位置。

铺垫有点太长了，现在说中国版的《婚礼》。在我看来，中国版《婚礼》的最大问题是仅取其壳，未得其魂，所以只能说是徒有其表，拍成了一部升级版的《小时代》。

​和美版的《婚礼》与美国的时代与社会水乳交融完全不同，中国版《婚礼》脱离了中国的时代与社会，男女主角好像生活在半空中，他们衣着全是名牌，生活场景主要是伦敦和米兰。由于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能够摆脱时代与社会羁绊，可以随时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生活的人，所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失去了折射时代与社会的作用，他们就像时装杂志的封面人物，美轮美奂，但全无生气。

舒淇扮演的顾佳，虽然也是“渴望结婚的女人”，但由于缺乏美国女性社会运动退潮的背景，加上影片对顾佳欣赏的基调，所以不仅不能让人从中重新领悟家庭的价值，反而会让观众产生“只要个人幸福，有没有家庭也无所谓”的印象。

在中国版《婚礼》中，男主角林然不像美版中麦克那样是贫寒青年，而是功成名就的BBC副主编，他一身英国上流社会的装束，开着豪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拒绝准新娘萱萱要他继承家业的要求，就没有了“贫寒青年不屈服财富”的意义，而动辄勃然大怒就显得更不近情理，因为很显然，以他现在的地位，他的准岳父是不可能藐视他的。而他刻意邀请顾佳来参加婚礼的举动，就更让人怀疑这是一种炫耀，甚至是对顾佳当初拒绝他求婚的一种报复。

​凤小岳扮演的Nick，在整部电影中的身份是暧昧的，和乔治在美版中确定无疑的同性恋身份不同，Nick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就淡化了美版包容多元文化的意义。实际上，如果导演索性抹去Nick身上的暧昧，让他成为顾佳失意于林然之后的得意人，反而更适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中国版之所以最终拍成了一部“云端”电影，说到底还是因为创作人员与中国社会脱节，不能回应中国观众的焦虑与关切。翻拍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这本身不是问题，但故事可以是移植的，思想却必须是自己的，而中国版《婚礼》的最大问题却是只有时装，没有思想。

2016年8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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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是主神宙斯和人间女子西姆莱公主偷情所生的儿子，因此他一出世就受到爱嫉妒的神后赫拉的敌视。狄俄尼索斯为了躲避赫拉的迫害，跑到山里与牧神和仙女为伍，并发明了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方法，成为“酒神”。后来，赫拉发现了他，把他害成了疯子，他被迫乘着百兽车，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一路上他高歌狂舞，放荡不羁。命运的不幸没能挫折他刚毅的个性，流浪的生活反倒给了他无限的快意。面对不幸，他是欢乐的，因此，他又被称为“欢乐之神”。

尼采在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一书中，重新阐释了酒神精神。在尼采的笔下，酒神精神所代表的是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的激荡，是在迷狂的状态中释放压抑的原始激情，解除生命与之俱来的束缚，达到以人与世界万物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感受神秘的自然赐予永恒的生命力，获得一种不可言状的快感。

尼采认为，人生就像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既然如此，那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因此，“酒神”的精神在于不把痛苦和不幸看作灾难和恐怖，而是把这些当成人生的“营养”，在对痛苦和不幸的抗争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人生的幸福。在尼采看来，人生没有痛苦，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只有痛苦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练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并使人感到生命的欢欣和快乐。人生的幸福感就是战胜了痛苦的威武、雄壮、气势高昂的悲剧感。人正是在同悲剧的抗争中，才唤起了英雄气概。在深沉的痛苦之中，才能体现出更深沉的欢乐。

姜文自导并担任主演的新片《让子弹飞》，其独特价值正在于以人的生命意志作底蕴，淋漓尽致地张扬了酒神精神。其实，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缺乏酒神精神，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的神话，都体现了反抗绝望和痛苦的英雄气概。只是在后来演进的过程中，酒神精神被逐渐谈化了。《让子弹飞》里的人物，都是些“狄俄尼索斯”般的强力生命，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雄强的生命本能，任何法律、道德伦理都束缚不了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他们遵循的是自然生命法则。在影片中，姜文用酒神精神砸碎了一切对生命的束缚，其作品充满了生命强力之美，可以说这是继《太阳照常升起》之后，姜文为中国影坛贡献的又一部“狄俄尼索斯”式的典范之作。

姜文扮演的“麻匪”张麻子，生活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是土匪和英雄的统一体，是“最英雄最混蛋”的人物的代表，他的悲剧人格魅力在于既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同时也是劫富济贫的超级英雄。他敢做敢为，天不怕地不怕，生存意志和生存能力极其强大，破坏力与创造力融为一体，完美结合。

“张麻子”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17岁时，就担任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蔡锷将军的护卫队长，后来还被将军保送接受了完备的军事教育。将军去世后，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几经沦落“落草为寇”，本来颇有内涵的名字“张牧之”也被讹传成了“张麻子”。但张麻子是那种替天行道式的“寇”，和那些横征暴敛，把苛捐杂税都预征到了2001年的“县长”们相比，和那些武装走私鸦片，贩卖华人“猪仔”到美国修铁路的“刘都统”以及因充当刘都统的“腿”而称霸一方的恶霸黄四郎（周润发饰）相比，他才代表了正义的力量。而和张麻子相比，那些为敛财而花钱买官的县长、刘都统、黄四郎们，才是真正的强盗。

在影片中，张麻子/姜文堪称酒神精神这种原始力量在现实生活中的载体。一开始，他先劫了买官后志得意满，筹划着上任后要大捞一把的县长马邦德（葛优饰）的“花车”，在发现马邦德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官了，还没有来得及捞本之后，便索性决定自己去当一回“县长”。上任之后，发现穷人已经被榨干净尽，便又决定铲除恶霸，劫富济贫……，在布满杀机的“鹅县”县城，张麻子和黄四郎反复较量，虽然他最后只剩下四个人，但终于动员起成千上万的穷人冲进黄四郎的碉楼，杀了个痛痛快快，劫了个干干净净！张麻子/姜文的全部经历，证明了他是一个强者，一个“狄俄尼索斯”式的“优良品种”。

在希腊文化中，酒神精神是一种深层次的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是一种面对痛苦甚至死亡仍然能大笑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在对人生悲剧深刻体认基础上对人生悲剧的超越。酒神精神暗含着悲剧精神，悲剧精神则是酒神精神的一部分。张麻子/姜文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其实是明白他的反抗是徒劳的，但他追求的不是结局，而是在反抗痛苦和绝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言状的快感”和“更深沉的欢乐”。在影片的结尾，黄四郎粉身碎骨，所有的人都满载而去，唯有张麻子/姜文匹马西风，在夕阳斜照中孤独地行进在古道上……没有了和痛苦、绝望所进行的斗争，“酒神”是寂寞的。

《让子弹飞》是一部商业大片，甚至连姜文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同时也具有艺术电影的气质，深深地打上“作者”姜文的个人烙印，是货真价实的“姜文作品”。1948年，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主将阿斯-特吕克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摄影机—自来水笔”，认为“导演即作者”，主张电影摄影机的执掌者应如同执笔的作者那样自由而自如地书写。“作者论”的出现，被视为电影相对于文学或其他古老艺术的独立宣言，从此，人们可以像文学批评那样批评电影：作者、主题、风格……等等。

从最早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从2007年的《太阳照常升起》到今年的《让子弹飞》，15年“磨”四部电影，“姜文作品”的个人风格逐渐清晰，那就是“酒神的狂舞”。“姜文作品”中的主角，通常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洋溢着一种“悲剧性的乐观主义”，“张麻子”们最可贵之处还不完全在于他刚毅的个性，百折不挠战胜苦难的精神，更在于他如狄俄尼索斯那样是生命的化身，永远充满了勃勃生机。

“酒神的狂舞”使得“姜文作品”有别于张艺谋式的矫情，陈凯歌式的虚伪以及冯小刚式的油滑，而别具一种英雄气概！从而挽救了当代中国电影，使之免于陷入完全不值一提的窘境。有一位影评人看完了《让子弹飞》后急不可耐地对朋友说：“这部电影绝对会载入史册，以后哪怕是一部两万字的中国电影史，都会提到这部电影。”——我很同意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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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韩国军方和乐天集团正式签署了“萨德”用地的交换合约；3月1日，韩美“鹞鹰”联合演习在韩国拉开帷幕；13日起韩美还将举行“关键决心”联合演习。今年的韩美系列军演可能有两艘航母参演，人数也将创纪录，大批先进战机云集，“萨德”反导系统也将首次出现在模拟军演之中，韩美给本来局势就紧绷的东北亚增添更多的战争气息。

早些时候，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中国民众呼吁抵制”签署部署“萨德”用地协议的韩国乐天集团时表示：

美韩部署“萨德”“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韩方罔顾中方利益关切……”，

而“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这一表态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时期的语言。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必要措施”来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韩国为什么坚持部署“萨德”。

美国和韩国强调，“萨德”系统是防范日益增长的朝鲜导弹威胁。但中国军事专家认为，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萨德”超出韩国自身防卫需要，“其特点是防高不防低，它无法有效拦截朝鲜远程火炮和短程导弹”，但部署在朝鲜半岛，“其探测距离覆盖中国和俄罗斯的大片领土，直接监视东亚区域中国的导弹系统”，“把地区内国家，都置于美国的监视之下”。这是中国“绝不接受的”。

所以，部署“萨德”也好，联合军演也罢，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就是沛公。

这就是说，部署“萨德”对韩国的安全并没有明显的好处，反而产生了另外两个对韩国十分不利的后果：

第一，激怒中国，对韩国来说可能代价沉重。单从经济上看，韩国经济严重依赖中国，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共进口了1572.1亿美元的韩国货物，占其出口总额的31.7%，为韩国贡献了686.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一旦中国开始经济制裁韩国，韩国的萧条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使自己的头号宿敌朝鲜的压力骤然减轻。2月28日，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应中国外长王毅邀请访华，这是去年6月以来朝鲜该级别官员对中国的首次访问。王毅外长在和李吉成会见时表示中朝要重叙传统友谊。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喊出“打击乐天惩罚韩国”的口号。这其中的意味，难道还不清楚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韩国为什么要做这种看上去对自己得不偿失的事情？

一切都要从美国的衰落说起。

美国的衰落，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了。

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衰落必然伴随着战略收缩。当然，美国的家底雄厚，虽然衰落，也还会硬撑一阵子，并不会立即收缩，但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的战略收缩已无法掩饰，这一点从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叙利亚政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待到以“美国优先”和“筑墙”为口号的特朗普当选，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完全显性化了。

世界大国的衰落与收缩，必然伴随着战略真空的出现，而出现真空就必然会有其他力量填补。二次大战后英国衰落，其战略遗产主要被美国接收了。今天美国衰落，并没有一个国家有全球性的力量全面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美国的战略遗产将被各手疾眼快并具有一定力量的国际主体接收。这一态势，我们只要从这几年俄罗斯、欧盟、英国、日本甚至土耳其都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坐卧不宁就约略可以看出几分端倪。

正如洪水退潮有可能诱发堤岸崩溃、山体滑坡一样，美国的收缩有可能也会导致世界许多地方的地缘政治重组。原来不能统一的国家可能统一，原来统一的国家可能分裂，端看各方力量能否有效应对。

当年德国的统一和南斯拉夫的分裂，都是苏联收缩的地缘政治后果。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战略收缩的后果之一，则是越南的统一。当最后一架美军直升飞机从驻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美国大使馆的楼顶起飞时，那些爬不上飞机的南越伪政权军政人员凄厉的哭喊与挣扎，恐怕会让现在的韩国军政人员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对韩国来说，最大的利益是在美国退出之前实现自己主导的半岛统一，如果做不到，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永远分裂下去；二是被朝鲜统一。第二种情况对韩国而言当然是噩梦，第一种情况也不好受。因为朝鲜半岛夹在中日两大力量中心之间，不统一，就永远没有力量抗衡中日，就像夹在俄德两国之间的波兰那样，永远只能做“欧洲擦鞋垫”。韩国如果能够实现统一，则可以获得一定的战略纵深，甚至未来二十年经济持续发展的空间，至少具备和日本相抗衡的力量。

韩国能够预期到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会太热心，更不要说韩国主导的统一了。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希望周边再出现一个有能力和自己相抗衡并且对自己有领土要求的国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教训是：越南统一后野心膨胀，居然试图拼凑“印支联邦”，这简直是要另立山头，意味着中国的南方将出现一个类似印度那样不友好的力量中心。中国最后通过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才使越南打消了这一念头。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为实现其拼凑"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

所以，在美国迟早要走的时候，通过部署“萨德”强化美国在半岛的存在，若干年内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统一，这可能是韩国实现真正的“大韩民国”“大”梦想的最后机会——既然是最后的机会，以韩国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以及动辄急得火烧屁股的“半岛性格”来说，那就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其他暂时就顾不上了。

韩国不能等一等吗？不能。如果今天的大趋势是美国崛起，中国衰落，那韩国反而不会急于部署萨德，因为无论是否部署，只要美国持续崛起，韩国身后的力量就会越强，长久来看朝鲜就会崩溃，朝鲜半岛就会在韩国的主导下实现统一。但现在历史大趋势刚好相反，所以韩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

但韩国这样做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绝不会容忍韩国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去追求所谓“安全”或者“统一”。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中国尚且不能容忍韩国在美军的介入下实现统一，何况中国今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未来中国将采取什么具体的“必要措施”，这里不做具体揣测。但历史的经验值得韩国注意——中国不仅有抗美援朝，也有唐灭百济！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在唐朝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中，唐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渡海攻灭百济。

唐朝初年的时候，朝鲜半岛处于“后三国”时代，北半部是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南半部有新罗、百济两个政权。其中新罗和唐朝结盟，而百济和日本结盟。

唐灭百济之战，发生在公元660年，距今1357年。原因是百济联合高句丽，阻碍新罗和唐朝交通与进贡事宜。唐高宗屡次下诏威吓百济无果，在新罗的一再请求下，唐朝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十万从山东荣成渡海讨伐，只用了十几天就灭掉了百济，并生擒了百济国王扶余泰。

公元663年，唐军又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歼灭了试图帮助百济复国的日本水军，焚毁全部倭国战船，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唐军的辉煌胜利，使日本在此后的1000年里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由此奠定了东北亚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公元666年至668年，唐军灭高句丽，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朝鲜半岛（当时和新罗和唐朝的边界大致在平壤、大同江一线）。这是朝鲜半岛的第一次统一。

高句丽、百济亡国的教训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在朝鲜战争中试图依靠美国支持实现统一遭遇惨败的教训，昭示了朝鲜半岛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规律：中国是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没有中国的许可，朝鲜半岛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实现统一。

​对韩国来说，要谨记百济灭国和李承晚饮恨鸭绿江的历史教训，不要忽视中国的利益，这应该是一切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一切外交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美国是西半球国家，它现在已经急于回到美墨边境的高墙后面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中国才是朝鲜半岛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忽视这一点，韩国将可能像百济一样付出惨重代价。

      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丑陋、虚伪、罪恶的东西拆穿给人看。“铁拳”的特点则是把一切都吐上口水，再摔在地上给人看。

　　“缝纫机”是有情怀的。这些年来，由于许多并非真正有情怀的电影，却喜欢摆出一付有情怀的样子忽悠观众——比如《小时代》系列，明明是恋物癖恶性发作，却标榜什么“黑暗无边，与你并肩”——把大家恶心倒了，所以人们对“情怀”有点反感，对“铁拳”之类不加包装的恶俗反而觉得真诚。

　　《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比较简单。东北小城集安的“摇滚公园”将被拆除，摇滚青年胡亮(乔杉 饰)为了保卫公园，散尽积蓄请来北京乐队经纪人程宫(董成鹏 饰)，组建“缝纫机乐队”，试图保住“摇滚公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故事。

　　以音乐或者乐队作为故事主线的电影，八十年代有一部《迷人的乐队》，展示包产到户之后“希望的田野”，不过由于不少村庄很快变成了“空心村”，“迷人”所传递的乐观情绪荡然无存，这部电影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最近还看过一部《爱乐之城》，讲述了两个美国文艺青年在好莱坞追梦的故事。

     《缝纫机乐队》让我们意识到，资本的统治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力改造着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资本的统治不仅从外部用房贷、学费、医疗费等规制了人们的生活，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性力量，同时潜移默化地成了人们心灵的内部逻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资本的“自觉奴隶”。

     对资本统治的反抗，可以用阶级的力量来进行，如通钢工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但在漫长的革命低潮期，更多反抗是个体化的，比如电影《钢的琴》和小说《那儿》所展示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资本的统治，但却用日积月累的方式削弱了资本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九十年代的大下岗运动，本质上是把原来受到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转换成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以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缝纫机乐队》中程宫母亲就是下岗大军一员，但她不愿意束手就擒接受命运，而是靠着一架缝纫机维持全家的生活，并“一脚一脚地”把程宫“踩进音乐学院”，使他免于沦为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简单劳动力。

      程宫的乐队最终命名为“缝纫机乐队”，暗示他们继承了作为下岗工人母亲的坚韧精神，也继承了他们个体化的反抗。

　　程宫是一个音乐人，影片开始时，他早已丧失了对音乐的热情。念兹在兹的，是想不管从哪里搞到50万，让他的乐队去韩国“先整容后包装”，再回国赚钱。

　　他是音乐人，却不能快乐地追求音乐，他不仅必须按照资本的逻辑生活，同时资本的逻辑也已经内在化为他的心灵逻辑——之所以接受胡亮的邀请来到集安，是因为胡亮答应给他50万劳务费，并预付了10万。

　　在缝纫机乐队中，胡亮的梦想是保住“大吉他雕塑”，激活小城的摇滚乐传统;贝斯手丁建国(古力娜扎 饰)对身为房地产巨头的父亲有叛逆心理，想追求自己的音乐生活;鼓手炸药(李鸿其 饰)是一位台湾青年，参加乐队是为了寻找梦中情人;吉他手杨双树(韩童生 饰)是集安摇滚运动的先驱和老将;键盘手希希(曲隽希 饰)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学生。

        只有经纪人程宫有明确的功利目的：钱！他为了钱来到乐队，又为了钱背叛了乐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逻辑对个人自由，包括心灵自由的压制，也看到了胡亮等人不自觉的反抗——这种微弱的、个体化的、似乎是必败无疑的反抗，最终感动了程宫，他选择重返乐队，把演唱会进行到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缝纫机乐队》接续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的传统，如《马路天使》、《桃李劫》、《神女》等等。当然，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左翼文艺失去总体性理论支持的背景下，这种批判的锋芒要弱多了。

　　不过考虑到晚近三十多年，中国电影的主流基本都是在为重建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扫清道路，仅仅在2013年，《中国合伙人》还带着一种欣喜若狂的基调把“沐浴在钱雨中”当作人生最大幸福，“缝纫机”的出现还是令人欣慰的。

　　必须指出，虽然在影片中看到了反抗，但这种反抗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资本的反抗。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强横，其内心深处又害怕大资本，希望大资本能够被感动，最终良心发现——没有大资本的善良与恩赐，“反抗”就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闹剧。

　　《缝纫机乐队》还用父女情、卡通化的方式柔化了大资本的人格化形象，使他们不仅不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反而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幻想，也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意义。

　　不过，我还是喜欢《缝纫机乐队》。反抗既然已经取代了五体投地，就会继续发展下去，资本的道德权威既然被毁坏了，就很难原封不动的重建。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反抗也有反抗的逻辑。我看好中国电影的未来。

 

《女不强大天不容》从片名就能让人感觉，这还是一个花木兰的故事，看了之后还真是这样。据说编剧六六一直在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悲哀，于是发狠起名“女不强大天不容”。故事是很典型的都市励志情感剧：女媒体人郑雨晴临危受命当上报社社长，但上任后发现报社危机四伏，工作起来阻力重重，于是她凭着自己的杀伐决断，终于让报社起死回生。可是，新一波移动互联网浪潮又汹涌而来，传统纸媒顿成夕阳产业，于是她又尝试去学习新事物，最终和团队一起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主线是这样，副线也是不难想象的：郑雨晴顾不了家了。婆婆生病后没有时间去看望，孩子交给了二霞，更要命的是，诚如她老公吕方成吐槽的那样，她把在报社一把手自己一人说了算的作风，从单位带到了家庭。大小家务事，从来不和吕方成商量就拍板决定了。吕方成失落、抑郁、落落寡欢，她正眼都懒得瞧，二人之间沟通为零，以至于误会越来越深，最后……离婚了。

女性只有否定自己的性别才能像男人一样成功，成功一定要以顾不上家庭，甚至失去家庭为代价，因为你既然把自己装扮成男人，就自然不能再以女性的身份获得家庭的地位——这可谓是一种花木兰式的困境。花木兰也没有结婚，谁知道花木兰的老公是谁？

六六在创作《女不强大天不容》时，曾经感到愤愤不平：“世界上男性领导人，形象一定是个有完美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甚至还有狗。成功女性出台的形象都是单身的。”她还自嘲说：“以前像我们这样不单身的，成功以后都单身了。”环顾寰宇，还真是这样。半岛上的朴大妈，是这样；我们自己宝岛上的蔡小姐，也是这样。北美大陆上正冉冉升起的希拉里大娘，似乎是个例外，但考虑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白宫往事，谁知道大娘心里有多苦？

要么花木兰，强大的、成功的、和男人平等的甚至比男人更平等，但是是非女性的；要么秦香莲，女性的，但是是软弱的，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最低限度，也不被平等对待的。

无论怎样选择，都是痛苦，这可谓是女性的千年困境。从母系氏族社会为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对女性来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强大，但不必花木兰？

《女不强大天不容》还没有播完，我不知道六六是不是找到了答案。但从目前的剧情看，与其说是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提出了问题。

提出问题也是很不错的，我试着给出一种解释：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在渔猎和耕种取代采集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方式之后，男性的劳动就成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全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等等，就必然是“男性的”，女性在其中，如果不安于结构给出的位置，就必然会产生种种不适应。换言之，“女性的千年困境”具有历史必然性。文化上的进步，比如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可以缓解这种困境所带来的痛苦，但要真正打破这种困境，还有待于女性在生产力中真正成为和男性并驾齐驱的力量。

至于“我可以骚，你不能扰”，那当然是一种走火入魔，是追求平等的名义追求放纵，不值一提。

“女不强大天不容”表达了一种激愤，也是一种呼唤，但女性是不能通过把自己变成男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还是和男性一起推动社会进步吧！

2016/6/18